[19]后者则要求，所有美国联邦规制机构在处理个人信息时都必须遵循相应规定，除有例外情况，规制机构在公开个人信息前必须取得个人的书面同意，个人有权访问其被联邦机构保有的个人信息并对个人信息进行纠正。
二是作出决议并报告决议执行情况（如四川省）。被监督机关依法整改落实审议意见本是法定义务，需要跟踪监督表明尚未履行到位。
监督法所规定的工作报告除了专项工作报告以外，还包括决算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等。因为事前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可以收集立法建议，并且，新法实施后报告机关的工作衔接与适应客观上需要时间，短期内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监督效果不一定明显。最高人民法院的专项报告主要包括审判、执行、司法公开等业务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专项报告主要包括渎职侵权检查、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业务工作。监督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曾规定：常委会每次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将议题向社会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时间计划与报告机关工作的开展时间存在错配问题，需要作出合理调整。
[12]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个年度监督计划的篇首引语和年度工作报告中都会强调指出，专项监督围绕推动中央重大决策的部署落实。[28]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分工不同。[43]在理论上，我国也有个别学者将行政效能效率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将最小化原则（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实现既定的行政目的）与最大化原则（使已投入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目的）作为其基本要求。
行政诉讼机关可裁判依据行政立法所生行为失效。行政行为的效力不是出自于法律，而是其效果意思，不论其是否合法均为有效。立法机关应吸收各类专门人才。[61]如果申请某事项是当事人的权利，行政机关在法定条件之外作出不要申请的劝告，应当认定为违反法律。
在传统行政法学上，法律优位原则与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依法律行政原理。之所以没有修改法律，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尚未完成，陷入了改革与立法循环往复的纠结之中。
至于怎样才更合乎法律的要求，则并非法律优位原则所能完成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就是授权给行政机关运用自己的意志在法律划定的框架范围内作出合目的性选择。只是制定法，而不包括习惯法。[49]但是，我国这种对公定力的认识与法律优位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也背离了所继受的德日发展脉络。在行政行为中，行政行为违法也并非当然无效，多为应予撤销。
故行政机关一切行为，无论行政命令或行政处分，须绝对遵守现行法律。而对于已有法律但法律有过时之嫌的领域，如何处理改革创新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便成为现实的问题。唯其如此，行政的合法律性方有可期。在理解行政效能时，不能仅仅关注数字化的效率计算，更不能视法律为提升效能的绊脚石，而应将行政的合法律性作为行政效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相对于整个行政活动而言，并非法律废除一切相抵触者那么简单，在法律效果上存在其他可能。本文旨在澄清法律优位的有关认识，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和要求，在原有常识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的要求重新塑造今天的常识。
1．一切行政活动不得违反现行的法律 如前所述，一切行政活动均应符合法律的要求，而不得违反现行的法律。[41] 有观点认为，要建立健全允许失败、宽容犯错的‘容错机制，细化规则，正向激励，给予敢于担当者一定的‘试错权。
行政应以执行法律为第一要务。区区11个条文，加标点正文亦不过806个字，规范着整个国务院和各个部委的组成、领导体制和会议形式等，其简陋和宽泛可想而知。要宽容失败，把在推进改革中因先行先试出现的一些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顺便提及，法律的实质效力或实质的法律力，因法律内容而异。这种控制功能的发挥就表现为法律优位的基本要求。2.行政效能与法律优位 行政效能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活动时，以较小的投入实现较高的收益，从而达到行政资源的最佳配置。
不论是设立行政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活动，不论是行政机关从事行政立法的活动、还是作出具体的行政决定，不论是权力性行政、还是非权力性行政，不论是单方行为、还是双方行为，不论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X最终以金钱补偿的方式与周边居民结束了对话，并撤回复议申请。
但我们应当看到，法律之所以能优越于行政活动，不仅仅是因为人大这种立法主体所具有的民主性，还因为人大立法过程所具有的程序理性。决定具有实体规定性和行为规范性，决议一般只是对已有文件或事件的表态或宣告。
[40] 截至2018年4月底，我国共制定265部法律。故而，在行政领域强调法律的地位有其独立的价值。
在清末民初，法律优位原则已经由日本转介到中国。此后的科曼（Kormann）则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理解行政行为，认为行为的瑕疵是应予撤销的瑕疵，而非无效，该原则在公法上是妥当的，在实际被撤销之前应当视行政行为为有效。但是，在申请人表明这一意思之前，或者如该判例所示，从客观情况来看不遵从行政指导违反社会正义观念时，继续予以保留也是容许的。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建筑者已表明不配合、不服从时，比较衡量建筑者所受不利与行政指导所要实现的公益上必要性，只要不存在建筑者不配合就违反社会正义观念的特别情况，仅以正在进行行政指导为由而不作出确认处分，应理解为违法。
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法律被修改的，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行政立法是行政机关以法规范的方式对法律的具体化。那种以违反法律为代价的创新是要不得的，所谓试错权[41]更是不能为法律所容许。
若以通常的决定决议程序作出修改法律的决定，则可认为与法律优位原则有所出入。例如，1962年《行政案件诉讼法》附则第2条规定废止《行政案件诉讼特例法》，2004年以《部分修改行政案件诉讼法的法律（行政事件訴訟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来修改《行政案件诉讼法》。
[22] [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8页。[44]但在行政法上发挥效能原则的领域主要是行政改革、纲要性立法、内部法等，行政效能原则大体上是客观法的控制。而且，法律解释仍然受法律的约束。此两点者，即其至显著之最强力也。
参见陈鹏：《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与适用》，《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第63页。今村成和批评指出，事实行为的公定力是受到行政作用公权性甚至绝对性的迷惑而产生的幻想。
在当时，法律之所以具有相对于行政的优越地位，乃是出于国家制度理性化的要求。[12]如此，在结果上与法律优位具有相近的效果。
五、结语 概言之，在行政法上，法律优位要求，只要存在法律，一切行政活动即不得违反法律，法律只能由法律变更废止。[42] 韩大元：《社会管理创新要依靠法律》，《法制日报》2011年12月7日，第9版。
